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自由不同，团结强调责任，它在公法上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38]Vgl. Jurgen Habermas, Zeit der Ubergange.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X, Frankfurt/M 2001，S. 192 f.[39]前注[33]，[德]霍耐特书，第134页。
有关国家和社会对于团结义务的分配，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权观念开始全面兴起。Hasso Hofmann,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VVDStRL 41（1983），S.43 ff.[18]Hasso Hofmann, Grundpflichten als verfassungsrechtliche Dimension, S. 47.[19]父母的教养义务不同于义务教育，前者是父母的责任，而后者是国家的职责。在传统的范式中它指向兄弟情谊，是家族内的兄弟友爱互助延伸到整个人类内部的团结。国家机器的运行依赖于赋税，无论是武装力量的维持还是行政机关的开支都离不开税金。
自由的精神从根本上是对团结的瓦解。张维迎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基于身份和血缘的连带仍旧具有各种附带效应，成为一种隐形的影响因素。但是，法律规定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的消亡，事实上因身份而产生的连带仍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报考警校除了规定的报考条件之外，仍旧存在政治审查制度，如果考生的直系亲属正在服刑，那么政治审查必然无法通过。
同样在社会福利国家，援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之尊严，与之相关的是对生命、健康和最低限度人类生存的保障。个体和个体所属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概念的构成基础。最后一项基本义务是兵役义务。法律规定，一旦出现公共利益必需的情况，就存在奉献财产的义务。
而放弃服从义务，国家也就难以成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31]Vgl. Erhard Denninger, Verfassungsrecht und Solidaritat, in: Kurt Bayertz（Hg.），Solidaritat, Begriff und Problem, S. 335 f.[32]Jurgen Habermas, Gerechtigkeit und Solidantat, in: G. Nunner-Winkler（Hg.），Weibliche Moral, Frankfurt/M 1991．S. 232.[33]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 a. M. 1992，S.208．中文译本参见[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33页。
它没有像自由和平等那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概念史，其内涵表述也并不清晰。但是他所追求的解决方案是用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连带责任对个体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达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目的，通过一个多层次的，包括法律、社会习俗、社会规范、习惯等一系列的社会规则构成的有效制度来构建真正的个人责任[30]，却是缘木求鱼。现代团结源自博爱（Fraternite）。第二个问题更加复杂一些，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不仅限于国家和公民之间，其中还存在社会的层面。
社会契约以关于个体天赋自由的自然法观念为基础，提出平等和自由的人在社会契约中自愿联合，将权力转交给一个或者多个代表，使后者对受托的行政管理负有责任。因此，要建立一个完全基于个人责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限于文章主题，此处拟不展开讨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义务同经典的四项基本义务并无根本上的差别，它们都是国家作为祖国和生存之家这一基本价值的表现形式。此时可以发现源自个体自由的根本义务，也就是尊重他人空间的义务。
例如，民法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团结理念的贯彻，也就是连带责任。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之一，团结将人类凝聚为一个民族中的公民，是与自由、平等同等重要的现代基本价值。
这种理论立场的成立有赖于基本权利和宪法中规定义务的对应关系，只有在对称的双方之间，方存在一进一退的契合。[27]张维迎教授对此曾有过详尽的论述。
对此，反对意见也很明确，照顾和教育儿童是父母的自然权利和所负的责任，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二者并非是能使国家共同体直接受益的义务。因此，第一个阶段的团结是一种家庭模式的概念，确切地说，是西方家庭模式的概念。我国宪法序言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这层意义上的表达。他在对人的阐述中设立了道德标准，依据这些标准，人有权利得到个体自由空间，但是同时也负担了对社会的义务。尽管自1789年起，财产转让义务就是许多国家宪法文本的固有构成部分，[14]并且依据社会契约理念对于财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仍旧是最受忽视的一项基本义务。因此，通过团结与承认，不仅可以解释西方战后重建的历史现实，也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参照。
基本义务也由此具有一种针对国家的性质。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不再是家庭或者组织，而是个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法律体系也以个人为基本单位。
这种法律与生活的不匹配必然会导致规范的实效性受损，进而导致规范效力受到质疑，从而出现法律无用的印象。在传统的范式中它指向兄弟情谊，是家族内的兄弟友爱互助延伸到整个人类内部的团结。
作为共同体通常的资金来源，税金构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再分配体系的前提，放弃它将会对国家的存续造成危害，而国家是一切现实自由的最初预设。可以说，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宪法义务的性质，宪法上直接的义务并不直接影响有义务的个体，它在根本上只是提升到宪法等级的义务，仍旧需要普通法的成型和转换[21]。
这是一项在逻辑上无法获得规范化的要求，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宪法的预设，因为任何一部法律的存在都体现了对遵守法律的期待[15]。[13]它是对基本权利过度个人主义解释的否定，Vgl. Nawiasky-Leusser, Die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2. Aufl.，Munchen, 1976 ff.，Art. 117 Erl. I。‘团结是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内主体之间彼此同情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给予对方对等的尊重。虽然规定公民义务是普通法律的任务，但宪法的基本目的则是规定个人权利，并没有为义务条款留下任何余地。
在民商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通常都是对等的，经典的情形是因契约产生的关系。缺乏一定程度的德性将是不可想象的。
团结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责任。如果公民无法履行先天的基本义务，例如身体的残疾导致无法上前线打仗，那么他就获得义务的免除，不用为此承担不利后果。
它展示了共同体在面临外部危险时，个体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所承担的责任，它涉及所有国民的生存，要求无条件的牺牲。自由和平等历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博爱却一直隐没在前二者的阴影之中。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通过订立协议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体变成了契约社会，不再因某个权威而联系在一起。这样，共同体对于满足基本义务的主张，通过个体义务履行的合理可预期性受到了限制。与自由不同，团结强调责任，它在公法上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
尽管人和人之间互有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同被承认为社会生物。社会公共义务尽管是一项道德义务，但是它具有法律面向，一旦财产的客体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当他人同样涉及财产的配置，那么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必然会落入法律之中。
它的原初形式是：应当始终把承认首先理解为……对人类主体或组织的积极特征的肯定[34]。也就是说，基于团结的行为会受到持续的召唤，会继续做到更多更好。
作为一项预设，服从法律并非法律的论题。[4]Vgl. Kurt Bayertz, Begriff und Problem der Solidaritat, in: ders.（Hg.），Solidaritat, Begriff und Problem,Frankfurt/M 1998 ．S. 15.[5]Nikolai Hartmann, Ethik, 4. unverande Aufl.，Berlin 1926, S. 489.[6]前注[1]，张千帆文，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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